香港的左派文艺工作者不是一群疯子，更不是电影中所表现出来那般没思想没脑子的喜剧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左派观念，并不只单纯如政治口号与政治崇拜那样幼稚。与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一样，民生，是他们极力关注的层面，他们呼唤一个尊重底层社会的大环境，以改观国人思想为目的，以现实主义手段创作真正有思想的进步电影。早在五十年代，香港左派文艺工作者是绝对意义上的主流，虽说遭遇港英当局的强力打压，被剥夺了作品出口外埠的权利，但是他们仍旧不懈坚持着，为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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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间，蔡楚生、苏怡又发起第二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提出“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的口号。1949年拍成的粤语片《几家欢乐几家愁》，便是这个运动影响下的成果。此片于1950年元旦在港公映，获一致好评，创下一部影片在同一戏院公映，连满172场的空前卖座记录。清洁运动直接孕育了五十年代粤语电影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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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主流产业机构里，有着长城、凤凰、新联等等多家左派影业机构，明星阵容里的“老左”也有夏梦、石惠、陈思思、吴楚帆这样的重量级。他们凭借民众优势，逐渐将港片从泛滥的娱乐大潮中拉转了头，开启了以创作“中国历史”、“民众觉醒”、“社会反思”等等全新的电影潮流，不仅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得以生存，并成功使港片进入到一个文艺醒思的时代，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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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六十年代中期，电影大亨陆运涛的横祸以及电懋的解体，左派电影的市场逐渐被邵氏的国语片取代。之后的很多年，重新掌握话语权的老右们开始打击左派群体，把任何与左相关的作品统统描黑，甚至直接做了消极的冷处理。几十年后，现在无论是港人还是影迷提起港片的辉煌，都开口邵氏闭口嘉禾的，有谁还曾想过曾经红极一时的左派电影？在评选百年优秀国产电影以及百年优秀港产片的过程中，左派电影均都遭到排斥与冷落，细数下来，其中不乏《家春秋》、《雷雨》、《金粉世家》、《四世同堂》、《春风秋雨》等精品。
港人对左的排斥心理源何，我想多半还是因为那发生在1967年的那轮暴动。在后来的解释中，左派的激进行为被称为是夺权，但事实上，当时参与事件的左派民众多半都是高举旗帜争取民生，抗议殖民政府的强权而已（与当时移民潮的涌现以及政府开发地产大量拆迁平民区相关）。后人不明所以，只知道那时上街的人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都向军警丢了燃烧瓶。很多人一想到这，都将这些与内地文革划上了等号，认为这就与内地高呼万岁高喊主义的老表们一样，是群只长了肌肉却没长脑子的地道“港灿”。
左，在港人心目中的积极影响被吞噬，取代的是内地不断传来的混乱局势以及不断涌入香港的难民与“大圈”。到了八十年代，随着香港回归的日期被敲定，香港人对左的恐慌与不屑已然到了高潮，电影作品中不断出现的表叔表姐正代表着港人的心态。他们认定，左就是这么看起来可笑骨子里可怕的玩意。 97之前，人人皆此论调，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曾因不适言论与作为而被广电列进黑名单，现今蜕变为高呼“XX好，XX万岁”的张坚庭与陈可辛。
香港银幕左翼峥嵘 周承人、李以庄
香港（左派）进步电影源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对外的窗口，被视为具有战略地位。
国防电影包含左翼理念
1937年「8．13」战后，上海陷落。大批影人从上海南下香港，包括左翼影人蔡楚生、司徒慧敏、欧阳予倩、夏衍、谭友六等等。
他们与香港影人苏怡、关文清、卢敦、罗志雄、刘芳、汤晓丹等联手制作香港粤语国防电影《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后改为《正气歌》）、《民族的吼声》、《小广东》、《小老虎》、《流亡之歌》等等，到1941年共拍摄了66部国、粤语香港国防电影。实现了国防电影的战略转移，开辟了国防电影新阵地。
由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在上海影界的成就，赢得香港影界同人尊重，事实上，他们亦如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省港抗战文化》中所说：「通过与粤语电影工作者的接触和交往，了解和分析香港粤语电影的状况以及它拥有广大观众的事实，在『消极方面改善粤语片的内容，积极方面摄制健全的国防片』的愿望下，筹划抗战影片的拍摄。」这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他们给香港影界带来左翼艺术理念和电影价值观，如将创作活动与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创作中体现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肃的创作态度等等。虽然未能为习惯于商业片制作的香港影界所普遍接受，但也影响了相当部分香港影人，有著启蒙效应，并为后来的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所承继。
自1937年下半年，香港电影接受了中国左翼电影文化，（左翼）进步电影遂成为香港电影历史一部分，为后来香港进步电影作了铺垫，而具重要历史意义。
进步影人再次南下
1938年6月15日，上海新华影片公司出品《貂婵》在香港首映，成为国语电影在此时香港的滥觞。到1941年共拍摄了20部国语片，其中，蔡楚生导演了香港国语国防电影《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夏衍与司徒慧敏合作拍摄了《白云故乡》，夏衍与苏怡合作拍摄了《大地之花》。国语片在香港开辟的市场，亦为战后香港国语片奠定基础，使战后香港电影成为粤、国双语电影世界，国语片亦成为香港电影极为重要的历史部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1947年，内地国、共内战爆发，至1948年间，中共获胜前景日趋明朗。为了保存进步力量，上海进步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有计划南移香港。自1948年下半年起，郭沫若、茅盾、叶以群、夏衍、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王为一、于伶、吴祖光、柯灵、张骏祥、程步高、舒绣文、白杨、秦怡、陶金、金焰等先后南来香港。与战前不同的是，他们到港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影业公司、南群影业公司、大江影业公司、民生影业公司等进步或倾向进步的国语电影公司。同时，还成立了专拍粤语片的南国影业有限公司。左翼影人有了自己的阵地，成为香港电影界一个方面军。截止到1949年，生产了国语片《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等等，还有被誉为粤语片经典的《珠江泪》，以及《羊城恨史》。
他们不仅进行国、粤语片创作，还在香港电影界，如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说的，「联合运动、清洁运动、电影事业合作制度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在1948年至1952年间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上出现，的确推动了当时香港电影的生产力，也发展了香港电影的生产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地和香港关系翻开新一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长城」：价值观的体现
1947年，袁仰安在张善琨怂恿下，合资创办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不久，袁和张在钱的问题上，弄得很不愉快，结果是张善琨退出。吕建康注资加入，为董事长，袁仍任总经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创作队伍人才济济，编导人员有：李萍倩、岳枫、程步高、马国亮、陶秦、沈寂、岑范等，演员有顾而已、刘琼、舒适、陶金、严俊、王元龙、韩非、龚秋霞、李丽华、王丹凤、陈娟娟、刘恋、孙景璐等等。
袁仰安在《长城画报》（第一期）著文说：「怎样在电影的制作上去求取进步呢？我的认识是：「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站稳了，再在内容与形式上求进步」，「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作有意义的争取，尤其是在香港的制片者，主要的对象是海外侨胞，需要启示性的教育，『票房价值』正可以反映教育意义的成效」。不啻于「长城」制片方针的宣告。
2003年10月22日，我们就长城影业公司改组问题，采访前辈影人陆元亮，陆先生曾任长城电影制片厂厂长。现抄录有关如下：
问：张善琨为甚么和怎样离开长城的？
陆：很简单，钱，他欠袁仰安的钱，还不出，将长城抵押给袁仰安。
问：为甚么童月娟谈到长城对读书会那么耿耿于怀，它起到甚么作用？
陆：她是把非政治问题政治化。50年代对新中国的向往，读一些小册子，开阔视野，我也是读书会的。它和行政运作是两回事，影响不到甚么。
1952年初，港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司马文森等8人驱逐出境。这次打击之后，又有林欢（金庸）、朱克、胡小峰、苏诚涛、张鑫炎、刘炽等，及夏梦、石慧、傅奇、乐蒂、李嫱、陈思思、平凡、张铮、张冰茜、关山、乔庄等新人进入公司。保持了创作队伍的稳定与兴旺。
20世纪50年代初的禁运，使香港经济萧条，购买力低下，香港又实施严格的电影检查制度，在这情况下，「长城」的产量仍居领先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长城」沿袭著中国进步电影主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状况，所拍针砭时弊的喜剧片和家庭伦理片，为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所欢迎，并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华侨、华人把「长城」视作新中国的表征。1951年创造最高票房的是「长城」的《禁婚记》。古装片《孽海花》入选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参展。1956年开拍的《阿Q正传》，阿Q扮演者关山，获第11届瑞士罗卡洛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金庸改编的《绝代佳人》，195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奖。随后，「长城」向多样化发展，改编名著，与内地合拍戏曲片，并拍摄了开创新派武侠片先河的《云海玉弓缘》。
「凤凰」伴飞香港电影
与「长城」并驾齐驱的是凤凰影业公司，她的前身是五十年代影业公司，1953年成立时，由结束了的龙马影业公司人员，和离开永华影业公司的一部分人员集资组成的同人公司。主持人为朱石麟、韩雄飞，拥有陈静波、罗君雄、鲍方，和培训出的青年一代影人朱枫、朱虹、高远、江汉、王小燕等。
朱石麟在「龙马」时期拍摄的《误佳期》（1951），讲述一乐队喇叭手与纱厂女工相恋，苦于无房结婚，而一再误了佳期的故事。标志著南下留港影人过客心态的转变，他们目光转向香港社会中下层市民生活实况。诚如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所说：「香港电影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直接发展，因为无论在题材的选择方面、表现形式方面的一脉相承，在在都说明战后这个时期香港电影的特点。」《一板之隔》（1952）、《乔迁之喜》（1954）和《水火之间》（1955），真实地反映了香港下层市民居屋问题。
随著香港经济发展，观众口味变化，「凤凰」制作了较多城市喜剧，并享有「喜剧之家」的美誉。到60年代中，「凤凰」影片趋向多元化，有爱情喜剧、民间传奇、侠义传奇、古装奇情。其中，侠义奇情片《金鹰》首创香港国语片百万元卖座纪录。「凤凰」和内地电影公司合拍的越剧片《红楼梦》，曲剧片《杨乃武与小白菜》，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引起轰动。
「自由总会」滥觞与式微
1951年5月15日，港英当局实施《1951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历史上的无形边界成为有形边界，隔绝了双方自由来往。边界的封锁，美国以「联合国」名义亦封锁中国，以及后来内地对进口影片的限制，香港国语片失去大陆市场，转向依赖台湾，台湾国民党当局。便如台湾的杜云之在《中华民国电影史》中说的那样：「有关方面把握这有利形势，争取香港自由影人，领导和组织他们，终于成立港九电影戏剧界自由总会」，「并成为香港电影界和中华民国政府及有关方面沟通的桥梁」，加入者要「拥护中华民国，断绝和中国大陆及香港左派电影的关系」，随即香港影界发生人为的分裂，所谓「策反」，所谓「投奔自由」层出不穷。于是有了「左右分立」之说。阻碍了香港电影正常发展。「自由总会」实质上是台湾市场准入的审批机关，掌控著绝大部分香港影人的生意和生计。除了亲中电影公司外，其他公司和影人不得不屈从这一被扭曲的现实。梁家辉因去内地拍《火烧圆明园》，不得不摆地摊的事，香港人记忆犹新。随著两岸形势变化，「自由总会」也逐渐式微，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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