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左派文艺工作者不是一群疯子,更不是电影中所表现出来那般没思想没脑子的喜剧群体。他们有自己的左派观念,并不只单纯如政治口号与政治崇拜那样幼稚。与三四十年代上海左翼一样,民生,是他们极力关注的层面,他们呼唤一个尊重底层社会的大环境,以改观国人思想为目的,以现实主义手段创作真正有思想的进步电影。早在五十年代,香港左派文艺工作者是绝对意义上的主流,虽说遭遇港英当局的强力打压,被剥夺了作品出口外埠的权利,但是他们仍旧不懈坚持着,为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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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间,蔡楚生、苏怡又发起第二次香港电影清洁运动,提出“愿光荣与粤语片同在,耻辱与粤语片绝缘”的口号。1949年拍成的粤语片《几家欢乐几家愁》,便是这个运动影响下的成果。此片于1950年元旦在港公映,获一致好评,创下一部影片在同一戏院公映,连满172场的空前卖座记录。清洁运动直接孕育了五十年代粤语电影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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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主流产业机构里,有着长城、凤凰、新联等等多家左派影业机构,明星阵容里的“老左”也有夏梦、石惠、陈思思、吴楚帆这样的重量级。他们凭借民众优势,逐渐将港片从泛滥的娱乐大潮中拉转了头,开启了以创作“中国历史”、“民众觉醒”、“社会反思”等等全新的电影潮流,不仅在恶劣的商业环境下得以生存,并成功使港片进入到一个文艺醒思的时代,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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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六十年代中期,电影大亨陆运涛的横祸以及电懋的解体,左派电影的市场逐渐被邵氏的国语片取代。之后的很多年,重新掌握话语权的老右们开始打击左派群体,把任何与左相关的作品统统描黑,甚至直接做了消极的冷处理。几十年后,现在无论是港人还是影迷提起港片的辉煌,都开口邵氏闭口嘉禾的,有谁还曾想过曾经红极一时的左派电影?在评选百年优秀国产电影以及百年优秀港产片的过程中,左派电影均都遭到排斥与冷落,细数下来,其中不乏《家春秋》、《雷雨》、《金粉世家》、《四世同堂》、《春风秋雨》等精品。
港人对左的排斥心理源何,我想多半还是因为那发生在1967年的那轮暴动。在后来的解释中,左派的激进行为被称为是夺权,但事实上,当时参与事件的左派民众多半都是高举旗帜争取民生,抗议殖民政府的强权而已(与当时移民潮的涌现以及政府开发地产大量拆迁平民区相关)。后人不明所以,只知道那时上街的人都是高喊“共产主义万岁”,都向军警丢了燃烧瓶。很多人一想到这,都将这些与内地文革划上了等号,认为这就与内地高呼万岁高喊主义的老表们一样,是群只长了肌肉却没长脑子的地道“港灿”。
左,在港人心目中的积极影响被吞噬,取代的是内地不断传来的混乱局势以及不断涌入香港的难民与“大圈”。到了八十年代,随着香港回归的日期被敲定,香港人对左的恐慌与不屑已然到了高潮,电影作品中不断出现的表叔表姐正代表着港人的心态。他们认定,左就是这么看起来可笑骨子里可怕的玩意。 97之前,人人皆此论调,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曾因不适言论与作为而被广电列进黑名单,现今蜕变为高呼“XX好,XX万岁”的张坚庭与陈可辛。
香港银幕左翼峥嵘 周承人、李以庄
香港(左派)进步电影源头,起于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对外的窗口,被视为具有战略地位。
国防电影包含左翼理念
1937年「8.13」战后,上海陷落。大批影人从上海南下香港,包括左翼影人蔡楚生、司徒慧敏、欧阳予倩、夏衍、谭友六等等。
他们与香港影人苏怡、关文清、卢敦、罗志雄、刘芳、汤晓丹等联手制作香港粤语国防电影《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后改为《正气歌》)、《民族的吼声》、《小广东》、《小老虎》、《流亡之歌》等等,到1941年共拍摄了66部国、粤语香港国防电影。实现了国防电影的战略转移,开辟了国防电影新阵地。
由于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在上海影界的成就,赢得香港影界同人尊重,事实上,他们亦如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省港抗战文化》中所说:「通过与粤语电影工作者的接触和交往,了解和分析香港粤语电影的状况以及它拥有广大观众的事实,在『消极方面改善粤语片的内容,积极方面摄制健全的国防片』的愿望下,筹划抗战影片的拍摄。」这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他们给香港影界带来左翼艺术理念和电影价值观,如将创作活动与时代精神、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创作中体现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肃的创作态度等等。虽然未能为习惯于商业片制作的香港影界所普遍接受,但也影响了相当部分香港影人,有著启蒙效应,并为后来的香港进步电影工作者所承继。
自1937年下半年,香港电影接受了中国左翼电影文化,(左翼)进步电影遂成为香港电影历史一部分,为后来香港进步电影作了铺垫,而具重要历史意义。
进步影人再次南下
1938年6月15日,上海新华影片公司出品《貂婵》在香港首映,成为国语电影在此时香港的滥觞。到1941年共拍摄了20部国语片,其中,蔡楚生导演了香港国语国防电影《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夏衍与司徒慧敏合作拍摄了《白云故乡》,夏衍与苏怡合作拍摄了《大地之花》。国语片在香港开辟的市场,亦为战后香港国语片奠定基础,使战后香港电影成为粤、国双语电影世界,国语片亦成为香港电影极为重要的历史部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
1947年,内地国、共内战爆发,至1948年间,中共获胜前景日趋明朗。为了保存进步力量,上海进步文化人和电影工作者,有计划南移香港。自1948年下半年起,郭沫若、茅盾、叶以群、夏衍、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王为一、于伶、吴祖光、柯灵、张骏祥、程步高、舒绣文、白杨、秦怡、陶金、金焰等先后南来香港。与战前不同的是,他们到港先后成立了大光明影业公司、南群影业公司、大江影业公司、民生影业公司等进步或倾向进步的国语电影公司。同时,还成立了专拍粤语片的南国影业有限公司。左翼影人有了自己的阵地,成为香港电影界一个方面军。截止到1949年,生产了国语片《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等等,还有被誉为粤语片经典的《珠江泪》,以及《羊城恨史》。
他们不仅进行国、粤语片创作,还在香港电影界,如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说的,「联合运动、清洁运动、电影事业合作制度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在1948年至1952年间香港电影发展的历史上出现,的确推动了当时香港电影的生产力,也发展了香港电影的生产关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内地和香港关系翻开新一页,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长城」:价值观的体现
1947年,袁仰安在张善琨怂恿下,合资创办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不久,袁和张在钱的问题上,弄得很不愉快,结果是张善琨退出。吕建康注资加入,为董事长,袁仍任总经理。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创作队伍人才济济,编导人员有:李萍倩、岳枫、程步高、马国亮、陶秦、沈寂、岑范等,演员有顾而已、刘琼、舒适、陶金、严俊、王元龙、韩非、龚秋霞、李丽华、王丹凤、陈娟娟、刘恋、孙景璐等等。
袁仰安在《长城画报》(第一期)著文说:「怎样在电影的制作上去求取进步呢?我的认识是:「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站稳了,再在内容与形式上求进步」,「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作有意义的争取,尤其是在香港的制片者,主要的对象是海外侨胞,需要启示性的教育,『票房价值』正可以反映教育意义的成效」。不啻于「长城」制片方针的宣告。
2003年10月22日,我们就长城影业公司改组问题,采访前辈影人陆元亮,陆先生曾任长城电影制片厂厂长。现抄录有关如下:
问:张善琨为甚么和怎样离开长城的?
陆:很简单,钱,他欠袁仰安的钱,还不出,将长城抵押给袁仰安。
问:为甚么童月娟谈到长城对读书会那么耿耿于怀,它起到甚么作用?
陆:她是把非政治问题政治化。50年代对新中国的向往,读一些小册子,开阔视野,我也是读书会的。它和行政运作是两回事,影响不到甚么。
1952年初,港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司马文森等8人驱逐出境。这次打击之后,又有林欢(金庸)、朱克、胡小峰、苏诚涛、张鑫炎、刘炽等,及夏梦、石慧、傅奇、乐蒂、李嫱、陈思思、平凡、张铮、张冰茜、关山、乔庄等新人进入公司。保持了创作队伍的稳定与兴旺。
20世纪50年代初的禁运,使香港经济萧条,购买力低下,香港又实施严格的电影检查制度,在这情况下,「长城」的产量仍居领先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长城」沿袭著中国进步电影主流,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状况,所拍针砭时弊的喜剧片和家庭伦理片,为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所欢迎,并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华侨、华人把「长城」视作新中国的表征。1951年创造最高票房的是「长城」的《禁婚记》。古装片《孽海花》入选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参展。1956年开拍的《阿Q正传》,阿Q扮演者关山,获第11届瑞士罗卡洛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金庸改编的《绝代佳人》,1957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荣誉奖。随后,「长城」向多样化发展,改编名著,与内地合拍戏曲片,并拍摄了开创新派武侠片先河的《云海玉弓缘》。
「凤凰」伴飞香港电影
与「长城」并驾齐驱的是凤凰影业公司,她的前身是五十年代影业公司,1953年成立时,由结束了的龙马影业公司人员,和离开永华影业公司的一部分人员集资组成的同人公司。主持人为朱石麟、韩雄飞,拥有陈静波、罗君雄、鲍方,和培训出的青年一代影人朱枫、朱虹、高远、江汉、王小燕等。
朱石麟在「龙马」时期拍摄的《误佳期》(1951),讲述一乐队喇叭手与纱厂女工相恋,苦于无房结婚,而一再误了佳期的故事。标志著南下留港影人过客心态的转变,他们目光转向香港社会中下层市民生活实况。诚如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所说:「香港电影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直接发展,因为无论在题材的选择方面、表现形式方面的一脉相承,在在都说明战后这个时期香港电影的特点。」《一板之隔》(1952)、《乔迁之喜》(1954)和《水火之间》(1955),真实地反映了香港下层市民居屋问题。
随著香港经济发展,观众口味变化,「凤凰」制作了较多城市喜剧,并享有「喜剧之家」的美誉。到60年代中,「凤凰」影片趋向多元化,有爱情喜剧、民间传奇、侠义传奇、古装奇情。其中,侠义奇情片《金鹰》首创香港国语片百万元卖座纪录。「凤凰」和内地电影公司合拍的越剧片《红楼梦》,曲剧片《杨乃武与小白菜》,在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引起轰动。
「自由总会」滥觞与式微
1951年5月15日,港英当局实施《1951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历史上的无形边界成为有形边界,隔绝了双方自由来往。边界的封锁,美国以「联合国」名义亦封锁中国,以及后来内地对进口影片的限制,香港国语片失去大陆市场,转向依赖台湾,台湾国民党当局。便如台湾的杜云之在《中华民国电影史》中说的那样:「有关方面把握这有利形势,争取香港自由影人,领导和组织他们,终于成立港九电影戏剧界自由总会」,「并成为香港电影界和中华民国政府及有关方面沟通的桥梁」,加入者要「拥护中华民国,断绝和中国大陆及香港左派电影的关系」,随即香港影界发生人为的分裂,所谓「策反」,所谓「投奔自由」层出不穷。于是有了「左右分立」之说。阻碍了香港电影正常发展。「自由总会」实质上是台湾市场准入的审批机关,掌控著绝大部分香港影人的生意和生计。除了亲中电影公司外,其他公司和影人不得不屈从这一被扭曲的现实。梁家辉因去内地拍《火烧圆明园》,不得不摆地摊的事,香港人记忆犹新。随著两岸形势变化,「自由总会」也逐渐式微,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