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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也确实是个天才儿童，想出了卖官的好主意，士族们想继续当官，那就乖乖的交钱，没钱的人肯定是当不了官的，当官的肯定都很有钱，好处总得让我皇帝占一点吧，结果证明灵帝很正确，国库里没钱。老百姓没钱，钱在哪？就在这些垄断官场的士族豪强手中，基本上官员们都能拿出大把的钱来卖官，单从敛财的角度来看，汉灵帝的卖官行动目标精准，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三公之一），“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就是打这儿来的。
    当然也有例外，钜鹿太守司马直就交不出钱来，汉灵帝知道他素有清名，就给他打了个折，直接减了300万钱，可是司马直却不领这个情，直接上书死谏，自杀了，刘宏也很懊悔，不过毕竟这只是个例。
　　当然，汉灵帝的卖官其实还有深意，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东汉末年的官员选拔制度，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称之为察举，也就是察而举荐的意思，从汉武帝时开始，由丞相、列侯、刺史等高级官员推举人才，经过考核，任以官职。设有孝廉、贤良文学、秀才等科。到西汉后期和东汉，察举制度变成了豪门权贵扩大势力的工具。察孝廉、举茂才的所谓标准，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因此有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弟良将怯如鸡”。基本上官员的选拔都是在豪门大族中间进行的，也就是说东汉的官员从选拔，一直到任命，全由官僚们自己决定。用谁不用谁，全由自己说了算，皇帝都难以插手。由于没有皇帝参与监督，下面的官僚们在选拔官员的时候，无不是选拔自己的亲朋好友、门生故吏。不管你有没有才能，不管你品德如何，只要你是官僚们圈子里面的人，都照样有官做。
　　这样，国家的大小官员，基本由士族豪强所把持，寒族除非有特别机遇（如军功），是根本无法进入官僚系统的，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可以了解汉灵帝通过卖官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收回了一些人事权。
    从这里我们看出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名士，基本都是家财万贯的，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拿出了巨款保住了自己的官位；这些名士，得了便宜还卖乖，做婊子还喜欢立个牌坊，国家搞坏了是皇帝昏庸、太监专权、自己还是忠臣名士，还是为国为民。这些人最后还犯了一个大忌，就是结党，大臣结党，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不不能容忍的。当时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自认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们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因而登门拜访他们。
    这简直就是梁山好汉排座次，公开向皇权叫板。历朝还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么多的道德偶像，关键这还不是官方推出的，所以汉灵帝亲政后，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击这些“党人”。比起汉桓帝温柔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刘宏是下了狠手，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
　　顺便提一下八及之一张俭，他一路逃亡，掩护收留他的人被他所连累，竟然有十几户人家被灭门，这里不得不感叹洗脑的强大，不知这些牺牲者了解到国破民穷的真正原因时，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所做是否值得。我个人的观点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这种多人为一个人牺牲本身就是不值得的。
　　所谓的党锢之祸，无非就是两个利益群体的政治斗争罢了，翻开历史书，却看到的是另一景象，这是正义的名士为国为民在和反动势力做斗争，奈何太监专权，实际上是这样的吗？要是为国为民，他们肯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吗？肯解散自己的部曲、释出自己的土地、让自己的佃农回归自耕农、将自己的食邑回归国家税收？他们绝对是不肯的。说到底，其实他们自己就是社会不公、帝国走向崩溃的毒瘤，他们有什么可大气凛然的；宦官们为自己的私利盘剥，他们何尝又不是呢？
    士族豪强集团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体，他们有人有钱、群体庞大，最关键他们能够渊源留长，他们能够掌握历史的话语权。
　　刘宏对士族豪强的打击还没有结束，这个天才儿童又搞出了一个鸿都门学。一般的的观点认为，这是汉灵帝在不务正业，又成了他昏君的又一明证，但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前面我们说过东汉的士族豪强，基本上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地主豪强、士林学门、官僚集团的集合体。也就是说，帝国的土地、官僚系统以及学界基本都被他们所垄断，土地与官僚系统，前面已经说过，这里重点说一下学术界。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汉朝的太学，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教学，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建立太学。
　　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城东南的开阳门外兴建太学。后来汉明帝刘庄还到太学行礼讲经。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对太学进行了重修和扩建，费一年时间，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建成两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学生称之为太学生。其后，太学生人数多至三万人。三万人，这个何等的规模，要知道当时的人口也就五千多万。
    不过不要以为什么人都可以上太学，刚开始必须通过地方官的推荐，到东汉后来扩大招生，降低了门槛，但需脱产学习，生活自理，所以平民基本是上不起的，生源还是以士族地主豪强的子弟为主。太学的教师以及太学生的考核将来的录用分配等无一不是把持在士族之手，在东汉末年，特别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太学生都积极参与政治，成为了士族阵营一股极有影响力的新生力量。
　　汉灵帝应该也比较郁闷，关于太学，他实在无从插手，而太学的意义又非常重大，它代表着国家的未来。于是鸿都门学就应运而生了。在汉代的太学里，教材就是五经，所学的当然就是儒学经学。汉灵帝当然不能搞这个了，鸿都门学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宦官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
　　鸿都门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并不是汉灵帝做这件事的主要动机，他的目的也绝不是要培养艺术家、文学家，但在客观上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来重要的一笔。
    汉灵帝抛开儒家、自立官方教育体系、这在几千年的中国专制史上也算空前绝后了。这里顺便提一句，东汉对于学术压制并不算厉害，因此，东汉的科学成就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比较领先的，如数学产生了九章算术、医学有华佗、张仲景，天文学有张衡；其中宦官阶层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十常侍之一的毕岚就曾发明制造翻车，用于取河水洒路，后来成为优良的灌溉工具，还有更厉害的，那就是蔡伦，他在人类科学史上贡献就不用多说了。
　　公元184年，汉灵帝对士族豪强的打击因为一个大事件而嘎然而止，而且基本前功尽弃，从那以后，皇权就在也无法抑制士族豪强崛起的脚步了，这个事件就是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现在的说法，在古代文献里一般都称之为黄巾之乱，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更确切一些。在古代文献中，对于农民起义的记载都是负面的，这也难怪，农民起义其实就是社会动乱，起义军作为一只军队，最致命的地方就是缺乏后勤，唯一剩下的途径当然就是抢了，所以一般起义军所过之处，基本都是鸡犬不留的。（在规模做大或者有外援的情况下可以避免这种状况）所以所谓的起义对于社会的破坏时极大的，基本上属于负能量，它唯一值得称道就是不破不立，在社会被它的破坏之后可以推倒重建。不过不破不立，说得轻松，谁愿意做被破的那一个呢？
    但为什么在我们的常识中，为什么农民起义变成了正能量，起义军全部变成了好人呢？前面说过政治对于历史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评价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因为我朝起家就带有一点农民起义的性质，中间还发生过路线之争，最后挺农民起义一方最终胜利，借古喻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成为正义的象征，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当然现在这个提法也渐渐不提了，那是因为要建设和谐社会。
     以前看历史书，都为农民起义失败而惋惜，老是在想如果XXX胜利了，那该多好呀，实际上对于东汉末年来说，张角要是胜利了，这种政教合一的专制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来说只会更糟。当然，根据当时的形式来说，张角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前文已经说过，当时实力最强、最有经济实力的群体是士族豪强，他们和起义军应该很难有合作的可能。汉灵帝也看到了这一点，国家没钱，军队涣散，好死不如赖活着，刘宏最终向士族豪强们竖起了白旗。他重新启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被禁锢的士族官员，最关键的是士族豪强们可以招募私兵，这个措施虽然成功地解决了黄巾军的问题，却也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后来三国中的一个个王侯将相都是在剿灭黄巾之乱中开始崭露头角的，就连刘备这样的破落王族都能搞到赞助，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预示着天下大乱的时刻即将到来。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三月，灵帝接受太常刘焉的建议，将部份刺史改为州牧，由宗室或重臣担任，让其拥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加强地方政权的实力，更易控制地方，有效进剿黄巾余孽。而正因汉灵帝下放权力，助长地方军拥兵自重，各群雄互相攻击，逐鹿中原，甚至东汉皇帝在军阀手中如同无物，所以黄巾之乱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是三国时代的序幕。
　　同年八月，刘宏还想挣扎一下，也建立自己的私兵，设置西园八校尉，但没折腾多久，短短一年后，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昏君终于没有逃脱家族的宿命，34岁就一命呜呼，留下了一个即将崩溃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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